文/余晟
来源：余晟以为（ID:yurii-says）
到慕尼黑是下午四点多，这边的朋友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了。我连说感谢，可是下面的对话却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工作日害你这么早就出来。你们平时需要打卡吗？”
“要打卡的。”
“哎呀，那今天岂不是早退了？”
“噢，你别担心，我们打卡不是为了点卯，就是自己填一下上下班时间，主要目的是证明符合政府规定，每周只工作 40 小时，如果万一加班，发了加班工资。”
“好吧……”
好吧，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后来我跟在国内的其他人讲这段对话的时候，有人很不屑一顾：欧洲就是这样啦，懒得要死，这种企业混吃等死，没竞争力的，迟早要完。
这种反应也很让我意外，因为这位朋友技术好，在 Google 工作，似乎和“没有竞争力“无关。而且据他说，Google 最近也在大力提升效率，所以停掉了苏黎世、纽约等“高成本“区域办公地点的扩招，把大量的扩招计划放到慕尼黑这种“高性价比“的地方来。所以“迟早要完“的结论，恐怕并不适用。
后来我又与许多在欧洲工作的朋友，以及欧洲本地人聊天，发现大家的共识是“8 小时工作制才是正常的，除了工作还得有生活“。如果某件事情让人很迷恋，那么全情投入，这种反应他们基本都能理解。但不讲条件，无差别要求 996 工作，并美其名曰“奋斗“，他们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和国内有巨大的差异？我觉得，大概“锚定效应“来解释最合适。
“锚定效应“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其实并不复杂。想象一片汪洋，四处都是水面，船下锚在哪里最合适，在哪里就算偏移？其实或许没有绝对“最佳“的地点——不过不管在哪里，一旦下锚成功，找到了锚地，就有了“最合适“的地点，对应的也就有了“偏移“。同样的位置，会因为下锚地点的不同，有时被认定为“合适“，有时被认定为“偏移“。不过正常情况下，大家不关心“合适“，只关心“偏移“。
已经有无数营销的书教商家如何把“本来只能卖 100 块的东西卖出 200 块“，这个任务看起来难比登天，消费者会问“你凭什么卖这么贵？“ 但是如果能“先引诱消费者把心理价位定在 300 块“，消费者就会欣然接受，“哇我捡到了大便宜“。前后相差巨大，秘诀就在于锚定效应。
其实锚定效应不只适用于商场，生活中也很常见。再举个例子，民国时候虽然有国语，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讲自己的方言，大家也认为这很正常——这就是当时的“锚地“。现代人再回想当年，全国各地的人都说自己的方言（甚至是不标准的普通话）一起讨论问题，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如今锚地已经变了。
同样道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锚地“就是 8 小时工作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多加班就是不正常，当然要大惊小怪。
那么在国内呢？我不清楚“锚地“到底在哪里？目前关于 996 的很多声音，隐隐有把合理工作时间的锚地设定在“996“上。如果成功，要争论的就不是“996 是否合理“，而是“你为什么做不到 996“，继而引申出“你为什么不奋斗“？这种未来是不是大家希望的，我也不知道。
如果说上面听到的是员工的声音，还有片面的嫌疑，那么后面我又听到了主管的声音。
在欧洲见了一些做管理的朋友，也参观了若干办公室。看到“一下班员工就准时离开“的景象，我也有点吃惊。按照我的习惯，工作的起码要求是当日事当日毕，每天应当把手上事情做完再下班。准时准点下班，多半说明工作安排有问题，要么是当天事情没做完但不管了，要么是工作安排不饱和提前就做完了。无论是什么情况，效率能有到保障吗？
我把这些问题提给了做管理的朋友，他们苦笑说：真是有点无奈，但也没办法，大环境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做管理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挖空心思改善工作安排，让员工在 8 小时内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实话说，加班是最不划算的，加班工资都要乘系数，如果加班加得多，还不如索性多雇人。
这个观点也挺新鲜，刷新我的认识。之前我们看许多企业家诉说创业困难，缺少这资源那资源，比如缺水、缺电、气候不好等等，抱怨是没有用的，只能想办法解决，许多问题也最终解决了。看起来在欧洲，“员工劳动力的供给时间“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且几乎是无可更改的。难是难，但如何在这个情况下解决问题，也不是毫无办法的。
比如他们提到，因为上下班时间固定，所以要避免许多随意的劳动。下班时忽然有个想法，哪怕再好，也不能立刻抛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讨论，或者十万火急就要上线。比较好的办法是多沉淀会儿，等到有个相对完整的计划，再拿到上班时间和大家讨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上班时间，避免劳动力资源被浪费。
听了这条经验，我有点惭愧。以我所见，确实有许多时候因为“工作生活不分“，出现了相当低效的局面——谁什么时候想起一点事都可以在群里吼一声，许多讨论和协作因此变得零乱，许多人往往处在“干等“的状态。
同样因为工作生活不分，也没有人去反思工作安排中到底有多少空隙，多少水分，工作时间里的“浓度“到底如何，许多人只是一味增长劳动时间，反而冲淡了工作的浓度，降低了协作的效率。结果在工作时间里，员工不能集中注意力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只有把工作时长当成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组织不得力导致效率降低，这种事情我就亲身经历过。我以前供职的某家公司，研发部门曾经实行过“弹性工作制“，效果一度不错。于是老大希望把弹性工作制推广到全公司，结果实行了一个月就叫停了，因为造成了天下大乱。
从内部来说，7 点上班的员工等着找人配合，提供配合的人却 11 点才到公司，4 个小时几乎都在干等，产出基本为零。从外部来说，公关、政府关系等等部门，也与外界对接公司和机构“朝九晚五“的节奏发生错位，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那段经历是十多年前了，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前段有篇关于子弹短信的长篇报道，里面提到罗永浩在子弹短信的开发过程中想当然的瞎指挥，按照“一个女人生孩子要十个月，十个女人生孩子就只要一个月“，“一艘轮船横渡大洋要七天，七艘轮船横渡大洋只要一天“的所谓道理，提出各种需求要求员工加班，尽快交付。可是，子弹短信的结果是什么样？如果报道是真的，那些 996 甚至 007 的付出，是员工愿意的吗？真的给人回报了吗？这种丝毫不尊重工程规律的蛮干，真的只是个别现象吗？
以前学习供应链相关知识时，我知道有个概念是“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它说的是，因为预计客户需求时有所夸张，结果从消费端（客户）到供应端（生产商），每个环节都为了保证安全交库存、及时交付而保留余量，最终结果就是层层加码、不断扩大，本来只是轻微的夸大，最终变成了巨量的库存，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程序开发中的“瞎指挥“，某种意义上也类似牛鞭效应。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无效需求、拍脑瓜需求，本来就缺乏合理性，也缺乏论证，却在工作流程中不断添砖加瓦，变成了像模像样的方案，让负责最终交付的开发团队叫苦不迭。
不过，生产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后果很明显，库存飞涨、挤压严重、占用大量资金、现金流恶化，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是要严厉追责的。但是软件开发团队似乎没有这种便利，工程师再累也是“正常“的。迄今为止，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准确的评估软件开发团队健康程度的科学办法，所以如果交付能力不足，结果往往就是一顿臭骂，然后是更狠的加班。其实，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去猜测动机如何（也没法猜测），我支持受不了 996 的群体发声。
自己的利益只能自己维护，不能依赖其他人发善心，也不能消极等待命运变化。只要发声了，就让别人知道这里有阻力。声音大一点，就让人知道这里的阻力大一点，甚至会成为“给定前提“。成熟的企业家不会也不应该从道德上把这种声音批倒批臭，而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想办法把压力疏导释放掉。比如，习惯给出无脑方案的产品经理们，习惯瞎指挥的主管们，以后压力或许就会增大，工作时也要多动点脑筋，多讲点规矩了。
本来我和欧洲朋友的讨论到此为止了，不过前几天又出来一篇讲话，提到“你想过得比别人好，你不比别人努力，可能吗？“。粗看起来，这么说还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也抓住机会和欧洲的朋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的答案近乎一致：什么是“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公司努力加班才是“好“呢？
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之后弹弹琴，或者用来陪孩子成长，也不会时刻受手机的打扰，这种生活是不是“好“呢？甚至他的业余爱好可以达到很高水平，比如创作艺术作品，从而让更多的人受益，这难道不好吗？
生活本来有很多种样子，很难说哪种比哪种更“好“。如果你彻底认同所做的事情，全情投入当然很开心，但如果你不那么认同，但不得不活得像一根钉子一样，这真的就是“好“吗？
听到这个答案，我忽然想起，前些年拜年时遇见一位长辈亲戚，许久不见了，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回忆说：我小的时候，整个家族里就只有你买了任天堂红白机，我寒暑假总来借了玩，想起来也蛮开心。
已有花白头发的他嘿嘿一笑说：对啊，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赚大钱的野心，成功的欲望。那时候你们都舍不得买游戏机，说太贵，但我花了钱买了，我自己玩了，起码我开心呀……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诚的，也是让人信服的。如果“好“与“不好“都不能简单定义清楚，“只有在工作中拼命，才会让你过得更好“，是不是就更难站得住脚了呢？
P.S. 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网上又出现一种新的说法。许多人言之凿凿，1914 年亨利·福特给员工实行 8 小时工作制，不是“发善心“，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最优解，工人工作超过 8 小时精力就会下降，产量反而受影响“。
必须承认，福特通过“精密计算“（没准还用到了神乎其神的大数据吧）才把工作时间定在 8 小时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在正经报道里看过。目前能确认的事实是，福特确实给工人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并把工人的时薪翻倍到了 5 美元。后来许多文章津津乐道的是，这样反而打开了销路，因为收入提高的工人可以买得起车了。
在美国主流事实核查（专门分辨说辞与事实）网站 PolitiFact 在 2015 年 9 月 9 日发表的关于福特和 8 小时工作制的报道中，伊利诺斯大学劳动和就业关系方面的教授 Robert Bruno 评论说，“8 小时工作制是福特单方面提供的福利，如果他发现成本高过收益，可以随时撤回——实际上，大萧条时期他确实这么做过“。
这篇文章也提到，福特执行 8 小时工作制之后，很长时间里其它企业并没有跟进，但这并不影响福特坚持自己的选择。之后联邦政府不断通过法案，要求各行业降低工作时间，到 1938 年罗斯福总统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要求全行业实行 44 小时工作制，到 1940 年终于确定为 40 小时工作制。
所以，我总觉得中国的不少作者都是歪嘴和尚，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福特经过精密测算才愿意实行 8 小时工作制“的结论。况且退一万步说，即便此结论是真的，那也说明福特真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在 100 年前，资本家都认定延长加班时间才是王道的时候，他找到了既减少工作时间，又提升工人收入的办法，并率先践行之。即便没有其它效仿者，他仍然没有延长工作时间。
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些企业家和媒体人还要苦心孤诣，拿福特为 996 辩护。福特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