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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弘禹
最近，“996 工作制”引发热议，“深受其害”的人们纷纷抱怨对此身心俱疲。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似乎也不希望大家一直被死死绑在工作岗位上。
4 月 1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近日印发的《广州市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9—2020 年）》（简称《方案》），从促进消费的角度，强调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并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方案》表示，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并将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和养老等列为重点服务消费领域，强调要推动其加快发展。
从《方案》来看，针对旅游，除强调要推动全域旅游、丰富旅游产品、提高旅游品质等之外，如将创建 30 个旅游文化特色村，还在相关政策上也作了部署，“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便是其中之一。
这并非广州首次在官方文件鼓励实施弹性作息。早在 2015 年出台的《广州市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5-2020 年）》，便将“弹性休假”作为政策“亮点”之一。
按彼时官方解读，“弹性作息”是指每周工作 40 小时不改变，但如果单位根据工作安排，可以将 40 个小时安排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上午，由此带来周五下午可与周末结合起来休假的安排，亦称“2.5 天休假”。
这份当年在全国率先出台的文件还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随后，广东省级层面亦推动，2016 年《广东省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方案》也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企业探索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分段灵活安排休假，支持为职工在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便利条件。
不止是广州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注意到，近期再次喊话要“多放假”的并不只广州。
今年 2 月，河北出台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9-2020 年）》中，也强调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以及明确要探索实施“2.5 天小长假”制度。
其实，自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江西、重庆、甘肃、广西等多地也都出台过类似政策。此外，部分地方或单位甚至有过实质探索，如江西上饶、长沙市宁乡县旅游局等。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弹性作息”还是“2.5 天休假”，喊了许多年，却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落地实施的城市和企业寥寥。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各地出台的有关文件中，对此的表述均为“鼓励”或“探索”，不是也不太可能是强制性政策。同时，对象也都强调是“有条件”的地区和地位，并非全部。这意味着政策的刚性和惠及性都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也鲜有地方对此出台专门的实施方案或细则，导致指导性也较差。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尤其是为稳定并促进消费，以及包括谋求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带动，“弹性作息”或“2.5 天休假”仍被政府、企业和公众频频提及，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建议在全国推行“2.5 天小长假”。他认为，从全球范围看，经济越发达国家的公民休假时间都比较长，如荷兰 36 天、丹麦 36 天、瑞典 34 天、法国 37 天、英国 33 天、美国 25 天，但目前我国公民每年法定休假天数为 16 天（不含双休日），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设置和实施 2.5 天小长假就是回归工作的本质，并能让国民增加更多外出旅游休闲的时间选择，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熊思东建议，可将“2.5 天小长假”以条例化、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明确，并且全国推行。并且，地方政府要加强落实监督，而对一些确实无法享受“2.5 天小长假”的员工，也应当进一步完善补偿机制。
社论丨提升生产效率摆脱加班文化
日前，“996.ICU”[工作 996，生病 ICU（重症监护室）]成为热点话题，它是由中国程序员在国际知名代码托管网站发起的项目，旨在抵制中国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中盛行的加班文化。
多年以来，互联网与金融是中国两个薪酬最高的行业，从业者是一线城市楼市主要的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行业的繁荣主要由过剩流动性推动，带有很强的泡沫色彩，因此，其高薪属于价值高估。
早期互联网行业存在巨大的成长红利，因此，程序员从一开始就拥有很高的报酬：期权与高薪。
几年以前，大量风险资本支持了创业潮，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以高报酬招揽程序员，进一步拉升工资水平。互联网巨头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强化了程序员的地位。因此，程序员一方面对应着“财富自由”，尤其是那些已经上市的公司员工；另一方面，就是频繁加班以及“青春饭”现象。
现在，中国互联网创业领域大量无法盈利但在薪酬上颇为慷慨的公司陆续倒闭，或者裁员求生。互联网巨头们在市场红利基本结束后，由规模扩张转向重视效率，直接导致了裁员潮：淘汰不思进取的人员，制造危机感，提升劳动效率。
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公司强化了“996”工作制度，是企业与员工地位互换的结果。此前，人才供给少于需求，相关人员涨薪、跳槽比较频繁，导致程序员薪酬高估；现在，需求萎缩，企业掌握了主导权。裁员和强制性加班是企业应对危机感的反应，并以维持现有薪酬水平为前提。如果普遍降薪则可能导致“好员工”流失，而裁员和强制加班则会剔除能力弱以及不愿奋斗的“差员工”。
实际上，加班文化在中国非公企业里长期且普遍存在，比如在制造业工厂，工人薪酬低，为了多赚钱，人们只能接受加班。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长期维持，过去主要是由于工资低，现在主要是由于工时长。在一个因货币投放过多而导致居住、饮食以及其他日常消费成本过高的经济体中，企业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但工人劳动效率并未提升，因此，只有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
本质上，就是大部分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提高工资的能力，互联网、金融等服务业薪酬因持久的泡沫而被高估，当后者开始去泡沫，因为无法降薪，只能裁员和增加工作强度和时间。
日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 2018 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就业人群每天工作时间为 8 小时 34 分钟，比 2008 年增加近 1 小时。这大体代表了全国性趋势。与 2008 年相比，房价翻了几倍，收入并未有相同增速，但工作时间大幅增加了。由于房价增长过快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在过去十年，劳动力工资增速高于劳动效率的提升，裁员和加班越来越流行。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2019 年仅有 18.05% 的白领不需要加班，而 2015 年这一数字为 28.6%，也显示了增加的趋势。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缺乏基于技术竞争力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没有足够的盈利支付更高工资。未来，一方面，需要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也需要宏观政策避免土地等要素成本上涨过快，出现实质通胀；另一方面，就个人而言，应提高个人专业技能并产生更高的劳动效率。过去，在经济规模扩张阶段，对效率要求不高；将来，则会强化效率竞争，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被迫参与。这也是世界性现象，因为经济长期萧条增加了企业间竞争压力，即使在硅谷，加班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一个潜在的风险是，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制造业或者无休止的加班，他们需要个人的生活空间，享受生活。而处于转型的经济，企业生存压力加大，要通过增加工时降低成本。如果年轻人因就业压力被迫接受广泛而持久的加班文化，则可能会出现类似日本韩国等不婚不育等现象，导致整个社会丧失活力与创新冲动，老龄化加重。
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所有经济主体都会承受很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裁员和加班可能是持久的现象。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企业和个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多价值，从而让企业拥有支付更高工资且不用加班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利于民，并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避免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