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黄鑫宇 吴荣奎）2月11日，魅KTV投资人、桔子水晶酒店原创始人吴海，在微信公号上发表了《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文章。文章里，他就各地目前纷出的帮助中小微企业战“疫”的政策，特别是社保金和租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新京报第一时间就此专访了吴海。
不是“哭穷”
新京报：你为什么决定要写这封公开信？希望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吴海：两个原因。首先，中央包括各级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保增长”“稳就业”，各地方也因此出台了很多政策。政府已经准备要做了、要准备实质性的花钱。但我认为，这些政策不太容易落地，不太容易实质性地帮到中小微企业。既然政府决定要做了，我们就把它做好一点，我可以出点主意。
其次，我发现现在有人在网上嚷嚷，银行就开始贷款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不能说，我嚷嚷就我得利，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也说，你给我贷款，我也不要，要了的话，我也就成有目的的了。
我提的这些建议，不是“哭穷”，而是希望推动政府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帮到所有的中小微企业。这就是我的目的跟初衷。
新京报：现在哪些地方出台的政策，你个人认为满意？
吴海：以社保为例，我印象中，只有一个小县城出的政策，提及社保金可以返还几个月。但在春节后一些地方出台的几个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有助于“缓解”困难，但是解决不了真问题。
目前多数都是社保缓交政策，但那是一笔应付款。缓交6个月，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恢复，但企业的业绩肯定会受影响。6个月以后，你可能面对的是交一大笔钱，同样会“死掉”。
改“银行贷款”给企业为“变相贷款”给物业
新京报：目前一些企业开始拿到了最直接的融资服务。对此你的看法是？
吴海： 现在这些条款中，大家认为效果最直接的就是银行贷款。但是中小微企业怎么可能贷到款呢？没有抵押。
政府让银行来贷，银行又是市场行为的主体，这样的话会贷给谁呢？就是那些有资产做抵押的企业。过去可能不给他们贷，是因为他们风险比较高；但现在给他们放贷，是因为他们好歹有抵押。但这些企业可能贷或不贷都会死，贷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还有一类企业会“拿”到贷款。就是过去贷了，现在不让抽贷，银行说“我贷了也没有责任，就给他们放贷了。”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变成了一种非常低效的贷款。
这两类之外，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不可能贷到款。从银行的角度出发，也不应该给他们贷款，因为风险太大。
所以我认为，“最直接的银行贷款”这条是行不通的。我的建议是“变相贷款”。即租金缴费在疫情结束后6个月再交，原计划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钱直接用于物业授信，6个月后物业还银行钱。因为有实际租赁合同和房屋押金可以做抵押，坏账率会比现在的要低。
这样既贷了款、又解决了企业的房租问题，这是一个策略。
免社保金，企业负担减轻，政府也划算
新京报：社保金方面，你的建议是比较激进的。提出意见的原因是？怎么做你认为是合理的？
吴海：现在，有不少中小微企业停业，我提出一个“失业不失岗”的概念。企业还给员工付薪，大家按一定比例协商，例如最低工资的80%等。但这时的社保金是绝对不应该交的，因为员工已经失业了；而且，这时的社保金和失业金是应该拿出来，给失业员工进行补贴的。所以，政策上不仅应该在疫情宣布结束前免收社保金，还要给企业、给员工进行一定的补贴。这样，员工手上拿的钱多了，企业的负担也就轻了，能够撑过这段时间，社会资源也没有被浪费。
可能有人会认为社保会付出太多，不行。但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可能付出的更多。大家都失业了，钱从哪出呢？
大部分企业垮了要重建，所有的资源都变成低效投资或零效投资，那有银行贷款的又出现问题了，这就容易形成新的危机。
表面上看免社保金，政府不划算，但这样一算下来，其实是划算的。所以，在我看来，国家应该这样做。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算法，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觉得是合理的。
受影响企业的租金物业应按7折收取
物业应该成为银行的贷款方
新京报：你为何在公开信中认为政策中关于租金部分不够合理？
吴海：关于租金部分，我认为现在国有物业免租金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最后都是要由政府来承担。
国有这部分多数是由“三产”来租。期间容易产生一种“怪现象”：国有的物业被这些人租到之后，他们就做中介转租出去给我们。他们既收了我们的钱，又收了国家的补贴。这是不公平的。而私营的部分，国家说你们协商给补贴。但业主方拿到补贴，一般情况下不会给租房免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考虑受影响的企业的租金物业一律按照7折收取，新租户还要给免租期。此外，物业应该成为银行的贷款方，他们既有房屋合同做抵押，同时租户的押金也可以用作抵押，银行的风险也会小很多。
银行贷款用在什么地方，无非是房租或工资。这个方案下，既解决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放贷问题，又解决了中小微的房租问题，一举数得。
新京报：一般KTV行业会有一个“押几付几”的规矩。这种情况下，房租还会体现在当月的成本中？
吴海：一般是要每两个月付一次，一下子付两个月或是三个月的租金。其实，这是一回事嘛，除非未来一个月疫情就过去，那可以打一个时间差。但实际问题，没有解决。
自救对我们来说，首先是要“生扛”
但希望政府能解决社保金租金问题
新京报：请你具体介绍下您公司目前的情况。能撑多久？采取了怎样的自救措施？
吴海：我们现在签了100多家店，我们属于中高端KTV（强调一下，是规范的）。在全国中高端KTV市场中，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一位的了。如果我们死了，那全中国的KTV没几个能够“扛得住”，涉及的失业人口可能就是几百万。
从我们的角度来谈自救，第一，开业是不合理的，我也支持不开业。因为一旦出现传染，对社会和员工都不负责任。第二，大家强调“互联网”、云科技，我们这个业态是用不上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要“生扛”。
“生扛”就涉及到企业现金流的问题。员工工资或人力成本，可以按国家规定来执行，但社保金和房租这块，就希望政府能够出台、实施一些真正“解渴”的政策。
新京报：你在公开信中经历的情况，是你所在行业普遍的现状吗？您跟其他的企业家有沟通过吗？
吴海：不光是我们整个行业，而是整个经济现状的一种描述吧。那封公开信，收到了几千条的评论，不少读者留言就说自己的企业要破产了。
在目前的疫情冲击下，制造业、服务业包括互联网等所有的领域，都会受到影响。
新京报：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文娱产业，差别比较大，你认为是否需要分业施策？
吴海：我觉得应该是公平。强制停业的行业，应该如何做；受影响、不受影响的，都应该怎么做，要分成几类。
新京报：有无可能发展“线上KTV”相关展业？
吴海：没可能。如果有新的技术出来，那可能在4月之后出现“线上KTV”的业务，现在没有开发这样的技术，马上要做“线上KTV”你怎么搞去呢？是来不及的。
新京报：福耀的曹德旺说，切忌对疫情冲击过分紧张，企业家要想办法自救。现在是否是企业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自救比较难？
吴海：因为行业不一样，曹德旺他们那个行业受影响可能还有自救的办法。
我认为，从企业角度来说，不能强求让政府来“救”，但政府决定“救”哪个行业都是从大局出发，不能是企业自己嚷嚷“得来救我”，这样也没有格局。
仅是员工少发点钱，撑下去，就能叫自救吗？这有意义吗？同样，生产行业，跟供货商拖一拖，这个能叫自救吗？自救分行业，但有的行业是没法自救的。
新京报：在你的企业中，有高管团队或员工提出减免工资的吗？这个比例高吗？
吴海：我们企业高管自己申请，我从来没说过。像CEO跟我说了，我感动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不这样做，企业就得死掉。如果现金流够的话，就无所谓。如果现金流不够，大家这样做就是应该的。
疫情影响下，我们企业现在已经开不了业、上不了班，事实上已经“失业”了。我们按国家规定一样会给钱，“失业不失岗”。给多少，是按国家的政策而定。那如果这个时候，国家能免一点、再返回一点，那员工就能够拿到更多一点了。
也有员工跟我们提减免工资的，具体比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天天在企业，但是有人给我微信转来员工减免工资的请愿书之类的。
新京报：现在有一些餐饮企业的员工到盒马等其他需要人手类型的公司上班“共享员工”，您怎么看？
吴海：不是我们能安排的。
员工第一要有技能，第二是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第三这个办法的实际作用有多大？是谁也不知道的。
我的出发点是要帮到所有中小微企业
新京报：公开信发表之后，是否有相关部门就问题的解决找到您？
吴海：目前没有。但是，有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说，信里说的多是实在话，有一些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目前还没有部门直接跟我联系的。
这是关于政府层面的公共政策问题，我的出发点是很明确的，要帮到所有中小微企业，不是帮我一家企业的事情。我是觉得，现在国家想做事情、政府想做事情，只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或是操之过急、或是怕担责，出了一些不太对路的政策。
新京报记者 黄鑫宇 吴荣奎 编辑 陈莉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