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观念中，《春秋》相传为我国古代知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所作，可实际上，《春秋》的作者，还真不能说完全就是孔子。或者说，《春秋》既可以说是孔子所作，也可以说不是孔子所作。
在一般的观念中，《春秋》相传为我国古代知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所作，可实际上，《春秋》的作者，还真不能说完全就是孔子。
或者说，《春秋》既可以说是孔子所作，也可以说不是孔子所作。
《孟子·离娄》有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其中的《乘》《梼杌》《春秋》就指的是这三个诸侯国的官方史书。
而这其中的“鲁之《春秋》”是记事起于周公时代的一种兼有实录和史纪性质的记史作品，其作者为历代鲁太史。
孔子正是根据几百年来历代鲁国太史所作《春秋》，重新编纂、增补，在其中融入孔子自己的“义法”，终成儒家经典之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春秋》既是孔子所作，又不是孔子所作的原因了。
就历史地位而言，《春秋》为中国史学的编纂首开系统的编纂方法。
虽然殷周甲骨文、金文里，已具有标明年、月、日的记事方法，但时间顺序排列不得当，一般是日、月在前，年在后；到春秋时代，确定了年、时、月、日的顺序记事。
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评价孔子《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即采用了一种先写四季，后写月份与日期，然后再记述历史事件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见记史、记事方法的雏形。
《春秋》一书不仅首创了编年体史书的范例效法，《春秋》编年体之效仿者层出不穷，一部部编年体史籍接连而出。而且对纪传体正史，也有极大的启发影响。
章学诚说：“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纪传体本纪部分，就是编年体史书的一个简缩。而世家、列传，也是按时间顺序，记载一朝大事，以补充本纪。
说明司马迁所作《史记》为代表的一类编年体史书也离不开春秋的启迪作用。
不仅如此，《春秋》一书更是将其编者的“义法”融入其中。由于其编纂时间正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诸侯、卿大夫竞相僭越礼制，而孔子作为周王室的拥护者，对此至为痛心。
孔子于书中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对现状的不满——尽管《春秋》所用纪年法，是按鲁君在位时间编年，但是纪时纪日，则仍按周历。
例如，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其中在“二月”前冠一“王”字，就是表达了对“周历”与其所代表的的周王室权威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