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部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上映，这段依据新东方创业故事为蓝本的电影也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但是这种成功背后的所隐藏的中国式成功逻辑也隐隐令人担忧。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硬伤，新梦想盗版了美国的教材被起诉，三个合伙人去美国解决他们的危机。但是这个创业过程中很重要的危机事件被轻描淡写地忽略掉了，三个人在谈判桌上面对着美国人，慷慨陈词，诉说着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困境与艰辛，用一种狗血般的激情演讲震慑住了美国的起诉方，令他们瞬间心悦诚服——危机莫名其妙就解除了。这是一种中国式解决问题的逻辑，不用上法庭，不用走任何法律程序，被告可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感动原告，让他们臣服于你的威慑，感动于你的感情诉求，拜服于你是成功人士，最终官司消弭于无形之中。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但是当这样的情节一而再受到观众的感召，令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时，我们才会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这个个案有多特殊。
刘擎教授的《中国有特殊》同样聚焦于许多中国式的特殊问题与全球普世价值的冲突。当我们看似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时，却愈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是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而是在融入世界过程中自然倾向于用中国的特殊性对抗全球化的普世性。我们有中国式的成功，有中国式的文明，有中国式的官员制度，有中国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式的国情，如此等等。仿佛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划分为中国式的逻辑与非中国式的逻辑。这种逻辑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于，因为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陷入了一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观念深渊。没有什么普世的观念，我们所走的方向总要与别人有所区别。总结而言，别跟我提什么普世价值，这些对中国人都不适应，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刘擎在《特殊价值的“傲慢与偏见”》中写到：尊重异己文化的恰当方式，不是说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讲究是非对错原则。虽然有些原则具有文化的相对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但是，到底哪些价值是普世价值呢，哪些是文化的相对价值呢？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办法作出严格的区分。如果我们说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价值，一定会有人反驳说，这些明明就是西方的特殊价值，根本不具有普世性。如果我们说孔孟的仁爱、中国的孝道是普世价值，中国之外的地方不并见得认同。我们的认识论的困境在于，我们无法从根源上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共识，可以结合我们的传统，还能适应西方的现代性模式。
这本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中，刘擎的许多文章都暗含着一种内在的肌理，即对一种问题的持续思考，这些看似不同的文章之间有着很多千丝万缕的思考关联。比如在后面收录的《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一文中，刘擎延续了他在之前文章的追问：我们之所以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也好特殊性也好，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我们关于好坏对错的观念当然不会没有来由，但并不来自那种抽象的属性，而是源自一些‘故事’以及与故事纠缠在一起的‘道理’”。继续沿着这种思路推演下去，“无论是要提倡还是反对某种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可能不是去诉诸其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要去探讨这种价值与我们生命体验的关系，与我们文化实践及其背景的关系”。
我们往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与观念，全都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相关性提供了一种普世性的幻觉。但是大多数源自生命的体验都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体验的唯一性，生活的独特性，我们才觉得把握了唯一的真理。但是正如刘擎对启蒙的新认识一样，借助于柏拉图的洞穴观念，我们理解中的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在理性的光耀之下从幻觉走向真实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让洞穴中的人相信，外面的世界是真实的，而洞穴中的这是幻影呢。于是，从另外一种思路出发，刘擎把启蒙定位于一种“出走”，即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而获得了一种“视野转变”，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开始意识到了，除了洞穴内的生活，原来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启蒙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当我们在生命中总结出某种观念时，并不知道它是特殊或者是普世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之外，我们同样感受到，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了启蒙之路，意识到了自己的选择之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共同的选择建立在共同的理解与沟通之上，只有从这些特殊的观念出发，求得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之上构建一种共识观念，也即是普世性的观念。
刘擎的《中国有特殊》是一本看似驳杂的评论文章集结，但是他的优势就在于思想的清明，文字的通达，把常识的逻辑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在这些文章中，你看不到那些故意的佶屈聱牙式的论文风格的写作，他的写作具备了一个优秀学者的视野与深度，还拉近了我们对现实的观照，这是另外一种思想的启蒙，一次新的“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