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全球供给能力恢复后，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的作用扩大，外贸企业也可能面临订单下降的风险，要合理调整外贸企业购买和销售的节奏，采购和销售两头合适。
新华财经上海1月12日(记者wmdmb mhdgz ) ) 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上涨，汇率波动对外贸出口企业的利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人民币的快速升值给外贸企业带来了压力。 外贸企业面临哪些困难，应该如何防范风险？ 为此，记者近日特别采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问：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中国外贸企业有什么影响？ 目前外贸企业面临着哪些困难？
连平：本轮上涨始于2020年5月，8个月内涨幅超过8%，许多市场分析认为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对我国出口产生不良影响。 从这几个月的出口数据来看，这种担心似乎又显得有些多余。
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另外由于我国整体为贸易顺差国，升值不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 这种上升带来的不良影响具有上升后本国产品升值、“升值”和出口受到抑制的时滞效应，但由于重新签订合同需要一定的时间，抑制效果会延迟。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时滞大概在两个季度左右。 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所谓“j曲线效应”。 根据这一理论，人民币升值的时滞效应可能在2021年起作用。
但是，由于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的冲击，世界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主要经济区中只有中国的疫情防控能力强，因此具有较强的出口能力。 在疫情未得到较好控制、世界其他国家出口能力不足一段时间的背景下，我国出口的大幅增长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出口上升的抑制作用。 2021年，一旦全球疫情拐点，各国出口能力恢复，将开始显现抑制上升的作用。 因此，从短期来看，贸易规模还在增加，对贸易企业来说还有扩大业务的余地。
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侵蚀外贸企业的利益。 人民币升值的反面是美元贬值，但跨境贸易中7成以上使用美元结算。 这就导致外贸企业收到了不少美元，但如果换成人民币就会打折扣。 对此，外贸企业一方面应考虑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努力规避汇率风险。 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是中国商品供不应求，外贸企业在选择结算币种方面赋予了更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外贸企业安排用欧元、日元等货币结算，可以适当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外贸企业还可以采用“汇率锁定工具”，用长期等工具锁定长期汇率，降低汇率风险
同时，注意到全球供给能力恢复后，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的作用扩大，外贸企业也可能面临订单下降的风险，外贸企业要合理调整采购和销售的节奏，以免采购和销售两头贴合，出现较大缺口。 总之，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综合应对。
问：一位业内专家认为，人民币未来将面临持续升值的压力。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持续上升，我们会变成像当时的日本广场协议一样的状况吗？ 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连平： 2020年，人民币出现了“先贬后升”的行情。 可以观察到，到2020年9月，人民币升值受到美元贬值的推动，从2020年9月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国际收支盈余趋势确立，人民币受此影响正在上升。 在未来的一个时期，美元走势、我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差异等几大因素将持续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总体上应该以升值为主。 但是，很难说有持续的上升压力。
首先，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由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基本面支撑的，因此均衡汇率水平本来就处于升值过程中，一定幅度的升值存在合理性。 其次，目前人民币升值的一大原因是国际收支盈余的扩大，特别是贸易项目盈余大幅增加，货物贸易盈余扩大，服务贸易赤字缩小。 再次，在中国货币政策基调稳健、美国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条件下，中美之间存在较大的利差。
但是，2021年疫苗普遍接种、全球出口能力回升、前期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加上2020年第四季度高基数，大顺差规模可能难以持续，从而削弱人民币升值的动力； 2021年，美元指数有可能逐步走强。 2020年末欧洲疫情再次爆发，有失控之势，美元走强，2021年全年呈现美强欧弱的态势，冷酷无情上台后，美国经济稳定复苏，美元指数可能会逐步走强，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因此，2021年人民币将持续面临升值压力的判断可能没有充分的根据。
2021年上半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有可能上升到6.1左右，下半年最少有可能下跌到6.6左右，判断整体中枢运行区间在6.4左右，在可以接受的区间内。
实际上，现在人民币所处的环境与广场协议时的日元大不相同，两者几乎不存在比较空间。 广场协议签订时，日本必须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因此，货币政策独立性弱，被美国拖累了。 中国的宏观政策具有自主性，更多的措施是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合理
应对。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幅度高达50%左右，而现阶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民币汇率都不太可能有如此大的升值幅度。如果出现极其过度的升值的话，监管层也会相应进行调控。所以，出现广场协议后日元的那种“疯涨”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也应该关注到升值对出口的抑制、吸引资本快速流入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外债快速上升等风险。事实上，前期的升值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并在2020年四季度三度出手管理外汇交易成本和外债。未来，宏观政策一方面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支撑经济基本面向好，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与汇率升值的适配；另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方面，防范资本反转风险。
问：现阶段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一带一路”地区有何影响？是否会推动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及地区使用？
连平：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背后有相对强势的国内经济基本面作为支撑，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短期来看，由于国内外疫情防控情况差异明显，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强化。2020年在全球贸易总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依然维持小幅正增长，出口增长力度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2020年11月进出口贸易金额和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13.6%和21.1%。近期有日本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有望达到20%。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货币升值具有对境外主体持有意愿提升的效应，人民币汇率短期快速升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会有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可能会有所提升。
除了经常项目，人民币汇率走强可能会在未来对国内资本“走出去”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向。在此区域，人民币投资规模可能扩大。长期来看，这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人民币升值可能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反过来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出口。
问：人民币升值和推动人民币周边化之间是否有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连平：从对外贸易看，近期人民币升值并未对中国与周边各国和地区之间相互贸易的复苏趋势产生明显影响。但是从结构上看，贸易总额增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贸易增长表现最好，2020年1月至11月累计增速达到5.6%；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增速分别上升1.4%和0.9%。除哈萨克斯坦外，中国与东亚、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贸易增速均为不同程度下降，南亚和中亚各国降幅尤为明显。受对外贸易影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变化也会出现相应的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程度不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与周边主要贸易往来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均为正增长。
随着2020年中国加入RCEP协定，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投资关系会更加密切，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加紧密参与中国主导的产业链，更大程度地依赖中国市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程度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