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峥嵘岁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掀起了土地改革风暴；指挥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局；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绘制了新中国的蓝图。西柏坡精神诞生于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特殊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特殊品质。
胜利时的主动转折
西柏坡时期处于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从打碎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转折关头，要求我们党必须适应新形势，从指导思想、工作重心、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等方面作出及时正确的转变。
在党的历史上，曾有几次重大转折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面对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党被迫转变斗争策略和方式，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西柏坡时期也是一次重大转折，但与前几次转折有着明显不同。一是转折的自主性不同。西柏坡时期的转折，不是被迫、仓促的或化危为机的，而是在取得历史性胜利之际，审时度势，经过深思熟虑后自觉主动的转折。二是转折的性质不同。西柏坡时期的转折，不是失败到胜利的转折，而是从一个胜利向另一个胜利的主动转折，解决的是两个胜利之间顺利衔接的问题。三是转折的目的不同。西柏坡时期的转折，不再是为了革命的生存发展，而是着眼于党成为执政者后如何与时俱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历史性课题。
在胜利时主动转折大背景下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极大提升了党在新阶段驾驭全局、特别是新旧转换的能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面临革命建设的双重使命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不仅要研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而且要研究成为执政者后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进行过政权建设的探索。在瑞金时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延安时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些时期党的执政经历是局部的、短暂的和实验性的，为全面执政做了有益探索。到了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面临革命和建设双重使命，这个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
西柏坡精神贯穿了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既包含打碎旧世界的革命斗争精神，加强纪律、集中统一的规矩意识，也包含了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执政理念，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战略思考。西柏坡精神为我们党完成革命和建设新使命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在继承中创新发展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发展。
西柏坡精神继承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又丰富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内涵；继承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又进一步强化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特质；继承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又创新性地强调“两个务必”。
西柏坡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指引全党顺利实现重大转折，更为执政后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滋养。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73年来，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西柏坡精神永不过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牢记初心使命，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冲破一切阻力和羁绊，迎难而上，开拓前进。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继续考出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