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奶奶与方爷爷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方贵，一女方琴，方爷爷于2010年去世。2016年，沈奶奶与方爷爷共有的房屋拆迁，分给沈奶奶安置房屋一套，安置协议记载被拆迁人为沈奶奶。2020年，沈奶奶作为赠与人，方杰（方贵之子）、秦琦（方杰之妻）作为受赠人，双方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签订《赠与合同》一份，载明沈奶奶将案涉安置房屋赠与方杰、秦琦二人，并将案涉房屋登记在该二人名下。
现沈奶奶将二人诉至法院，主张当初过户房子是为了配合二人的孩子小方（沈奶奶重孙）上学，并非将房子赠与二人，二人也承诺给孩子办完入学就将房子还给沈奶奶，但后来一直不配合转移登记房产，故请求法院判令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被告协助原告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
两被告共同辩称，自己一直在照顾原告，原告赠与房产是因为希望二人继续照顾她，并非因为孩子上学，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真实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真实有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赠与合同虽是无偿合同，但此种无偿往往基于受赠人对赠与人在感情、生活等方面照料的付出，尤其是涉及房屋等经济价值较大且对赠与人具有生活保障作用的不动产，财产所有权人更会基于一定的目的作出赠与决定。综合该案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沈奶奶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赠与合同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沈奶奶的赠与动机欠缺。虽然两被告系沈奶奶之孙及孙媳妇，但二人并不与沈奶奶共同居住，未能提交对沈奶奶进行抚养照料的证据。
第二，有证据证明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目的仅为两被告子女入学，而非真正的赠与。沈奶奶及其子女，包含方杰的父母均对此出具证人证言，方杰父母作为其至亲，所作陈述具有较高可信度。
第三，方杰提交的《协商证明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赠与法律关系。该证明书中，记载的仅为涉案房屋过户在孙子方杰名下，过户即所有权的转移登记，该客观事实可能基于多种不同基础法律关系而发生，并不能明确一定是基于赠与法律关系发生。
第四，沈奶奶与两被告对该房屋的处理系无权处分。涉案房屋系沈奶奶与方爷爷夫妻双方共有财产拆迁后的安置房屋，在方爷爷去世后，相关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权利。沈奶奶与两被告在未经与其他继承人协商的情况下，以赠与方式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系无权处分。
第五，两被告以涉案房屋办理子女入学手续的目的性较为明显。经查证，两被告之子确实在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后，办理了涉案房屋所在学区的入学手续，而两被告并不在涉案房屋居住。
综上，法院采信沈奶奶的主张，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虽然原被告双方以签订《赠与合同》的方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但该行为系双方共同的虚假通谋行为，应属无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二被告应当返还案涉房屋，故沈奶奶要求二被告协助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法院予以支持。
另需说明，因本案不涉及案涉房屋析产分割问题，故未追加相关权利人参加诉讼。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沈奶奶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现该判决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