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 

自由之子，在海一方 
以血赎身，口称便宜 
吾兄吾弟，与子同泽 
生则自由，死亦不屈 
尽灭诸王，卢德长生 

唧唧机杼，苦织绫罗 
绫罗既作，易梭为兵 
桀纣污血，浸没我足 
染此绫罗，投彼裹尸 

其心如墨，其脉如泥 
桀纣之血，如雨如露 
时常浇灌，方能常青 
卢德所植，自由之树 

原文： 

Lord Byron, "Song for the Luddites" (December 1816) 

As the Liberty lads o'er the sea 
Bought their freedom, and cheaply, with blood, 
So we, boys, we 
Will die fighting, or live free, 
And down with all kings but King Ludd! 

When the web that we weave is complete, 
And the shuttle exchanged for the sword, 
We will fling the winding sheet 
O'er the despot at our feet, 
And dye it deep in the gore he has pour'd. 

Though black as his heart its hue, 
Since his veins are corrupted to mud, 
Yet this is the dew 
Which the tree shall renew 
Of Liberty, planted by Lu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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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运动 

卢德运动（英语：Luddite）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业者的一次社会运动。在该运动中，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人们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失去职业。该运动以内德‧卢德（Ned Ludd ）将军或卢德王命名，此人与生活在舍伍德森林的罗宾汉（Robin Hood）同样是虚构的人物。 

卢德王

卢德运动是在拿破仑战争严酷的经济环境与新纺织工厂的恶劣工作条件中酝酿形成的。该运动的主体——被称为“卢德分子”——主要反对广泛被使用的、造成众多有技术的纺织业者失业的自动织机，这些织机可以由廉价雇佣而没有技术的劳工操作。卢德运动于1811年始于诺丁汉，在1811年与1812年在英格兰迅速蔓延。许多工厂及其中的机器被手摇纺织织工焚毁。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卢德分子集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与英国陆军发生了冲突。在英国政府对卢德分子的镇压运动开展前，众多羊毛和棉花工厂已被摧毁。 

卢德分子趁著夜色在工业城镇的郊区聚集，进行演练，还经常得到当地居民援助。在1811年11月，主要骚乱区域在诺丁汉郡，在1812年初是在约克郡，而在1813年3月是在兰开夏郡。在两间都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米德尔顿伯顿工厂与Westhoughton工厂，卢德分子与军方爆发了冲突。法官与粮食商亦是卢德分子与所谓的卢德王作死亡威胁与攻击的目标。一些企业主甚至在自家房屋内建内屋，可能是作为藏身地。 

卢德运动亦可被视为英国工人阶级于19世纪早期的不满崛起的一部分，如1817年的德比郡起义，是一次由一个失业工人、怀疑前卢德分子耶利米•布兰德雷斯所领导的大起义。 
摧毁机器（工业破坏）被限制破坏法（Frame Breaking Act）与1812年恶意破坏法（Malicious Damage Act of 1812），定为严重罪行。法案遭到拜伦的反对，他是少有的、为卢德分子辩护的知名人士。1813年，在一场于约克发生的暴动被镇压后，17人被处决，很多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与卢德分子作战的英军的数量，一度超过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军的数量。以乔治•梅勒为首的三个卢德分子，在哈德斯菲尔德克罗斯兰摩尔伏击了一个工厂主，并得到成功。梅勒向他的腹股沟打了致命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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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卢德主义 

在19世纪前叶的英国，就有一大批工人誓与机器抗争到底。暴动的工人声称，他们是受到奈德·卢德的启发。坊间盛传，这位卢德先生率先砸碎了两台纺织机，开启了破坏机器之先河，于是才有了这一场暴动。而事实上，这位暴动工人们的精神领袖，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位传说中的卢德先生，却给了后世人一个描述反对科技进步人士们的专门称谓——卢德分子。不同于卢德分子直接与机器的对抗，新卢德分子要对抗的是整个由机器构建起来的工业体系乃至整个工业文明社会。 

通过《搏击俱乐部》中的布拉特.彼得，我认识了新卢德主义。布莱特·彼得在电影中说：“我们是消费者。我们是现代生活方式上瘾症的副产品。谋杀、犯罪、贫穷，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的那些名人杂志，有五百个频道的电视台。”于是被逼得快要窒息的他去发起了一场革命，去摧毁现代工业文明。这只是电影，而传奇的“炸弹狂人”卡辛斯基更是将这种思想从银幕上的刺激与疯狂带到了生活之中。 

炸弹狂人–卡辛斯基 

于是卡辛斯基出现了。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不是个身上绑着炸弹言语不清的疯子。希尔多·卡辛斯基，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经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蒙大拿州的隐士。他还有另外三重身份，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份子，反科技“斗士”。1978年他自制的第一颗炸弹被西北大学的一位保安引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大学中高科技领域的研究者寄送炸弹，因为讨厌飞机，他也不忘给航空公司送去两颗自制的蹩脚货。所以，联邦调查局管他叫“大学航空炸弹怪客 ”。其实他也炸过电脑商铺的老板和公关公司的总裁，而且，把他们炸死了。联邦调查局追踪了他17年，一无所获，卡辛斯基说，“联邦调查局是个笑话。”对于一个智商170的数学家而言，这话算不得轻蔑。 

卡辛斯基自称，在20岁那年，完成了自我对世界观的塑造。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大四，他意识到“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人类失去了自治的能力，剥夺了人类的自由。”于是渐渐生出了对科技—工业体制的幻灭感。卡辛斯基在30岁时远离人群，成了一名隐士。隐居之前，他是伯克利大学一名数学系助理教授。1972年，他在蒙大拿州林肯镇买下一块地，自己动手搭建了一个木头房子。屋子里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平日里他吃自己种的菜、猎的食，晚上点蜡烛看书，砍柴做饭取暖。 

　　“我放弃工业文明社会的原因是我发现了其他的生活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我11岁的时候读了一本关于史前人类的书，我觉得那种生活太棒了。”在他隐居的第一个10年，他学会了成为一个原始人所必备的各种生存技巧。 

　　如果工业文明的触角没有延伸到卡辛斯基所居住的小屋周围的话，大概他一辈子都会安静地这么过下去。“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砍树铺路的话，我会一直这么住下去，周围的一切也会各安其位。”但是在卡辛斯基隐居的第11个年头，游客们来到他小屋周围，彻底打破了他的宁静，“我非常地失望。从这时候开始，我决定回归(工业文明 )社会。我要报仇。”于是卡辛斯基回到了人群中，带着他手工制作的炸弹，双手沾满血腥。20年间共有3人死于他的炸弹，29人被炸伤残。1995年4月24日，卡辛斯基邮寄的包裹炸弹炸死了加州林业协会的总裁吉卜特·莫里。莫里成为了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在寄炸弹的同时，卡辛斯基还从同一地方寄出了三封信，一封寄给了炸弹受害者之一——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大卫·加勒特，他在爆炸中失去了几根手指，卡辛斯基嘲笑他“笨到会打开一个陌生的邮件”；一封寄给了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理查·罗伯特和飞利浦·夏普，信中警告两位博士，应该立刻停止他们的基因研究；还有一封寄给《纽约时报》，卡辛斯基在信中表示，如果报纸肯发表他长达35000字的宣言，他就停止恐怖活动。 

　　联邦调查局和报社领受了卡辛斯基的威胁，他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美国大报以手册的形式分发给民众。但是联邦调查局并不是可笑得离谱，他们要求手册中原封不动地影印卡辛斯基的笔迹，让公众分辨字迹的主人。这就为卡辛斯基随后被他弟弟大卫大义灭亲埋下伏笔。 

　　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卡辛斯基断言，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人类亲手制造出自己的克星；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工业化社会的机器终端，只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 

　　卡辛斯基认为，精英控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由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人类就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如果精英们是残酷的，他们就会直接消灭大部分人类，如果他们仁慈，他们就会利用宣传手段或者生物学技术，降低人口出生率，直到大部分人类灭绝，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地球都会归于精英之手。另一种结果，如果精英中有一些心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的牧羊人。他们会用科技改造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治疗”他们的问题，使他们变得完美。这些被改造的人类也许是快乐的，但绝不是自由的，他们更像是精英们饲养的家畜。 

　　1998年5月，卡辛斯基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囚徒生活会让他变得癫狂，卡辛斯基却说， “不会。我担心的是我会适应这个环境而不再憎恨它。我害怕我会忘记，忘记那些山，那些树，忘记与自然接触的感觉。但我并不怕这些人会损毁我的心灵。” 

　　卡辛斯基的这番话，让他的瞬间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英雄，也使人们完成了对一个新卢德分子的想象： 

　　他们渴望自然而传统的生活。他们厌恶工业文明对生活的扭曲。他们认为科技反人性，破坏社会道德，造成了消费主义的横行和人类精神的颓败，并可能最终引发人类的灭绝。当一些新科技的拥护者声称，科技本身无所谓善恶，它只是一种被人们利用的工具。新卢德分子严辞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反驳道，科学技术本身拥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加强或者破坏特定的价值观念，换言之，一些现代科技已经型塑了他的使用者，使他们建立起对社会不利的价值观。 

　　那些对人类传统生活具有颠覆性的电脑、网络、纳米技术以及能够再造人类的基因工程，都被他们视为邪恶。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著书立说乃至隐居山林。作为一个新卢德分子，卡辛斯基捍卫价值观的手段是如此极端，然而，当人们回过头来再看他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之时，却不得不被他的洞察力所折服。阳光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利乔伊，曾在《连线》杂志上撰文《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他在文中大量援引卡辛斯基“宣言”中的段落以此说明科技的危险。虽然，他的老朋友，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大卫·加勒特，被卡辛斯基的炸弹重伤，但他却承认，卡辛斯基的推断不无道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未来，也许真的险恶重重。 

新卢德主义，是历史发展之中的叛逆之徒还是回归本性的正确抉择，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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