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论
美国学者斯通贝克认为：“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宗教因素。”（邹溱1995：26）具体到海明威的宗教观，斯通贝克指出：“从海明威最初的作品到他最后的小说，无不具有宗教的基调和深刻的天主教根源，而迄今为止所有的海明威传记作家都忽略了这点，甚至连公认的海明威专家贝克也不例外。因为他们的传记都未能充分解释海明威的宗教倾向和精神生活。”（邹溱1998：178）斯通贝克的话语有失偏颇，因为海明威少年时期的宗教活动的确在某些海明威传记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不过斯通贝克的话也引起了评论界对海明威作品中的宗教意识的特殊注意。海明威的宗教意识是动态变化的，而且与存在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宗教思想与作家少年时期的宗教熏陶以及“一战”对其影响不无关系。
2．“一战”前后海明威的宗教信仰
海明威的少年时期是在奥克帕克镇度过的，这是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市镇，幼年的海明威自然就受到宗教的熏陶。海明威家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他一出生就在奥克帕克镇教堂受洗，也从小就习惯于跪在母亲身边陪着做祷告。海明威12岁时参加过教堂唱诗班活动，18岁时在中学毕业典礼上和同学们一起唱过圣歌。《旧约全书》是海明威儿童时代的必读物，在圣经的哺育下渐渐长大的他在成年后曾经宣称，他“是靠阅读《圣经》学习写作的，主要是《旧约全书。”（辛格1983：19）海明威的父母亲对海明威的宗教影响尤其值得一提。在海明威出生3个月后的一天，父母给孩子举行了洗礼仪式。面对施过洗礼的儿子海明威，母亲格雷丝虔敬地在日记中写道，孩子“已奉献给主，从此便是万能上帝最忠实的信徒”。（贝克1995：5 ）格雷丝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懂点文艺，笃信耶稣。海明威的父亲对孩子宗教信仰的要求尤为严格。他要求孩子们星期天必须停止任何娱乐活动，到教堂虔诚地做礼拜。在海明威14岁的一天，他曾为做礼拜时表现不好而被迫向父亲写过悔过书。虽然海明威对父母亲的要求有过叛逆行为，但象当时在西方长大的任何同龄人一样，他还是带着宗教的熏陶安全渡过了儿童和青春期。成年后的海明威离开了家乡奥克帕克镇，但他曾多次向父母发誓他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1918年，海明威在给母亲格雷丝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不要担心我不是一个好教徒……我仍一如既往，每夜必做祈祷。”（迈耶斯1990：5）
然而，海明威却没有像他给母亲信中写的那样，做一个每夜必祈祷的虔诚基督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炸伤了海明威的肉体下部，也摧毁了他少年时代的基督教信仰。1918年，在美国政府“神圣”、“光荣”、“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等口号的蛊惑下，年仅19岁的海明威带着年轻人的梦想和冲动，参加了这次战争。关于“一战”的惨烈，海明威曾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说它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董衡巽1985：51）。经历了肉体下部创伤的海明威，自然不再相信美国政府那“神圣”、“光荣”的鬼话。相反，在战场上亲眼目睹战争中人的无意义、无价值的死亡，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诚然，战争给他带来过初次的刺激，也曾为他赢得过战地医院一位护士的爱情，甚至在回国后还一度被授予英雄的桂冠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短暂的辉煌和狂热过后，海明威和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战争的美国青年一样，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浮华和欺骗。尤其令他愤怒的是，在战地医院，海明威经历了与那位护士初恋的激动和甜蜜；回国后，他却饱尝了被抛弃的绵绵无尽的痛苦。美好的梦想被这场战争无情地撕碎，女人情感的多变也使海明威对人生的虚无感到悲观。作为美国人，他们的厌战情绪比别国人民多了一层内容，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受骗而被卷入了一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宣称：“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1988:8），即人在存在之前，没有任何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陀斯妥耶夫斯也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允许的。”（史志康1998:231）这对存在主义来说便是起点。没有了上帝，人类失去了外在和内在的依靠和参照，因而一方面人类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另一方面人类只有依靠自己，必须创造自己的世界，承担自己的一切责任。这种“上帝不存在”的起点在海明威那儿便是“所有价值的不存在”，包括宗教价值。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存在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海明威曾经给自己的第四任妻子玛丽的父亲写过一封信，讲述他对宗教的摈弃经历。1918年在战场上受伤之后，海明威害怕死亡，相信祈祷会获得救赎，于是对宗教十分笃信。然而在1944年的战场上，虽然海明威没有向上帝祈祷过一次，却仍然化险为夷。海明威由此认为宗教其实是无用的。这表明，在宗教问题上，海明威颇象一个存在主义的宗教实用者。他的第一次婚姻是按照清教仪式举行的。1926年前后，海明威因为婚姻危机而陷入痛苦的犹豫不决之中。他还没有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摆脱婚姻关系，就与情人保利娜同居了。但根据基督教义，背叛婚姻是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于是海明威感到愧疚和不安。但是天主教教义却与基督教截然不同，它不但能够正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且也宽恕人类为摆脱痛苦而犯下的罪恶。为了摆脱精神的痛苦，海明威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他与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哈德莉离了婚，按照天主教的礼仪和保利娜完成了第二次婚礼。海明威是因为想摆脱内心的痛苦而实用主义地信仰天主教的，这就决定他无法始终如一地对这一宗教虔诚地信仰。传记作家库尔特·辛格曾经对于海明威一生的这种存在主义宗教情感的矛盾性有过形象的阐述：“海明威出生在一个公理会教友的家庭，后来改信了天主教……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履行义务的天主教徒，而是一个泛神论者和折衷主义者。”（辛格1983： 173 ）海明威的这种存在主义宗教经历，在他的《太阳照样升起》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出来。例如当有人问到主人公杰克的宗教信仰时，他这样回答：“我有些害臊，为自己是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不管怎么说天主教还是一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海明威1984：432) 这些话表明杰克对宗教的不即不离的游离态度，同时它也是海明威本人矛盾复杂的宗教情感的真实反映。
３。海明威存在主义宗教观与虚无主义哲学观的统一性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存在似乎就是合理的，而这种合理性不是以存在的真理性为依据，这就必然导致存在主义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虚无主义。德国唯意志主义创始人叔本华从生存意志出发，创立了非理性主义的悲观人生哲学。叔本华认为，“意志既然是自在之物，是这世界内在的涵蕴和本质的东西；而生命，这可见的世界，现象，又都只是反映意志的影子；那么现象就会不可分离地伴随意志……”（叔本华1983：377）。生存意志既然是生命的本质，那就决定人生必然是痛苦、徒劳和虚无的。因为意志的本质不是理性的真理，而是盲目的欲望和永不休止的冲动，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导致意志的痛苦。在意志的支配下，即使一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它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前一欲望实现的空虚感和对新一种欲望的渴求。所以，“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存之空虚”。正是在这种痛苦和空虚中，叔本华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尼采是叔本华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唯意志论并发展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尼采以寓言的形式宣称：“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尼采2007：139）随着“上帝死了”，人类也陷入绝对的虚无境地，世界成为荒漠，人类成为碎片。因此，人类如果想“复活”，就必须依赖于他们的自我超越，用尼采的话说，就必须成为 “超人”。 在尼采看来，“存在”是一种选择，人类只能凭借“强力意志”或“存在的勇气”而不是凭借理性才能在这虚无的世界生存下去。
战后生活在法国巴黎的海明威，其潜意识中的存在主义式的宗教意识，势必要与萨特、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结合在一起。正如约翰·基林格在《海明威与死神:存在主义的一个故事》中所言：“不是因为存在主义哲学对他有直接的影响，而是因为海明威和存在主义者都是他们共同环境———20世纪这一灾难深重、战痕累累世界的产物。” （董衡巽1980: 290）。此时的海明威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了人的本质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上面，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沾染着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虚无、死亡、暴力和荒诞成了海明威作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又总是与其宗教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海明威曾经因为婚姻问题背弃了基督教，但基督教义中的人生苦难意识与海明威所处时代的存在主义思想仍是不谋而合的。据《旧约全书》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背离上帝“禁食禁果”的规定而犯下原罪。罪当受罚，因此人类的始祖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开始了大地上的艰难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的肉体生命成为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存在。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上帝可以支配一切生命的存在，并昭示其绝对的权威和荣耀。人类如果离开上帝的根基，他们的一切生命皆为虚无。为了让人类永远处于虚无的状态，上帝又总是通过人类的罪性而使他们不断地受难和毁灭。因此，人生即痛苦，存在即虚无。海明威的人生经历和宗教信仰历程与战后存在主义的哲学观不谋而合，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也旨在向世人展示人生的虚无和不幸。正如意大利评论家纳米·达哥斯蒂诺说：“从《在我们的时代里》到《老人与海》，海明威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是行动的拚死的激情，在它背后意识不到任何意义或理由。人生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说明、被改善或被挽救，也不能真正提出或解决什么问题。”（董衡巽1980: 290）
4。海明威主要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宗教意识
《太阳照样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的长篇小说，扉页上的一则题记直接引自《旧约·传道书》：“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出来，太阳落下，急归所出之地……”。这个题记表明，海明威是受圣经影响的，而且是把它与尼采的虚无主义暗暗联系在一起。它暗示人类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虚无的命运之中，虽然勇气可以抗击生命的虚无，但终归无法改变人类的孤独命运。小说描写一批美国青年“一战”后在法国巴黎的迷茫生活。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美国青年可能早已步入社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组建了温馨的家庭。但是，“一战”的死亡炮火炸伤了他们的肉体，也摧毁了他们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信仰。他们漫无目的地漂泊于巴黎街头，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他们被斯泰因夫人称为“迷茫的一代”，而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杰克曾经是个新闻记者，怀着英雄主义的梦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杰克的肉体下部受到重伤，失去了男子汉的性功能，因此战后他对人生感到彷徨、迷惘、失望。来到巴黎后，杰克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英国女人勃莱特·阿希利。阿希利的人生也同样不幸。她的第一位丈夫死于“一战”的炮火，现在的未婚夫迈克·坎贝尔患了“一战”恐惧症，以虐待阿希利为乐。由于肉体下部的创伤，杰克虽然深爱这位女人，但无法与之进行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为了寻求生活的刺激，阿希利也背着杰克与别的男人偷情，包括勾引杰克的好友罗伯特·科恩。科恩虽然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其犹太人的身份也使他在战后的巴黎倍感尴尬。面对人生的空虚和无聊，杰克只能沉醉于酒馆之中，或同科恩、阿希利的未婚夫迈克·坎贝尔等到塞纳河畔看日出、钓鱼，到西班牙看斗牛。在西班牙斗牛节上，斗牛士罗梅罗的硬汉风格和精湛的斗牛技艺深刻地震撼了杰克，使其鼓足勇气进行人生的抗争。他努力寻找合适的工作，并对生活承担责任。面对阿希利的情感背叛，他默默地忍受，因为他知道自己肉体下部的创伤使其无法给予阿希利所希望的性-爱。他甚至帮助阿希利去追求斗牛士罗梅罗。但是，他的隐忍和抗争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命运也是如此，例如阿希利的未婚夫迈克。自从当了“一战”的逃兵以后，他就患上了“战争恐惧症”。他在巴黎的存在已经不是出于任何目的，不是为了摆脱战争的恐惧，也不是逃避人生的孤独和痛苦。总之，他沦落为“存在”中的“虚无”。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一战”打破了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使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而成为宗教上的存在实用主义者和行为上的享乐主义者。所以，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根基，终日飘荡在无垠的虚无之中，成了 “和土地失去了联系”的流亡者。他们 “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人生的终点在哪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酒精的麻醉和调情的欢乐中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小说似乎是在告诉人们：生命是一场虚空。在谈到《太阳照样升起》的主题时，海明威这样说道：“我写的这些人物是颓唐的、空虚的、垮掉的——我是企图从这个角度去表现他们。”（董衡巽1980: 350 ）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既是对武器的永别，即“反战”，也是主人公对基督教信仰的永别，即信仰的破灭。这种对上帝信仰破灭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与神父的信仰转变方面。随军神父是虔诚的基督徒，毕生致力于侍奉上帝，宣扬基督之爱。他认为，只有人类对基督有了真爱，他们才能够为基督做事，为他牺牲。对于神父所宣扬的基督之爱，亨利起初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当虔诚的神父受到军官们的戏弄时，亨利虽然不介入令神父难堪的低级下流玩笑，但也不去帮助神父摆脱难堪的困境。在部队休假期间，神父友好地邀请亨利到自己的家乡去度假，但被亨利善意地拒绝了。这表明，亨利与宗教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既不象其他军官那样弃神，也不与宗教亲近。在休假的这段时间内，亨利去到一些大城市旅游，并在这些城市的妓院里嫖妓。亨利真正亲近基督教，是在他受伤并在战地医院爱上女护士凯瑟琳以后。他认为，正是基督之爱，使他在受伤的极度痛苦中找到了一个天使般的爱人。因此，伤痛愈合后的亨利返回营地，主动拜访神父，甚至还制止雷那蒂医生对神父进行戏谑。这种戏剧化的转变表明，亨利的宗教观是实用主义的，他是因自身境遇的好转而相信那是上帝的恩惠，从而接受了以神父为代表的基督之爱的宗教观。然而，战争的残酷和凯萨琳的死却使亨利最终完全拒绝了神父以及他对上帝的那种信奉。面对心爱的妻子的难产，亨利学起神父的样子，祈祷凯瑟琳母子安全。“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很显然，亨利的这种祷语活脱脱地暴露出人与上帝之间的实用主义的交易：你满足我的诉求，我也将信仰你。然而，正如战争不会因为神父的祈祷而终止一样，凯瑟琳也没有因为亨利的祈祷而幸免于难。通过这次祷告，亨利彻悟到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好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上帝既不能满足神父让战争终止的祈求，又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妻子。即使上帝是存在的，那他也是自私的，他只索取人类的信仰，而不给人类以救赎的回报。上帝永恒的自私导致了人类的自私，于是才有世间的战争和死亡。就这样，随着凯萨琳的死，亨利对宗教的信仰彻底破灭了。
《丧钟为谁而呜》是海明威的另一部著名的战争小说，通过这部小说中的死亡描写，海明威再次表达了对上帝的质疑。这种对上帝的质疑甚至在小说的题目中也表现了出来。《丧钟为谁而鸣》这个书名出自英国神学家及诗人约翰·多恩的一篇祈祷文：“……任何人的死亡都会减少我的生命，因为我包孕于人类之中，所以永远别叫人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呜。”（杨周翰1985: 108）多恩的祈祷文意在告诉世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偷食禁果”的原罪，人类的后代要经历一个受难除罪的历程。人类的受难越充分，其罪孽也就越能彻底被清除，人类也就离天堂越近，而长鸣的钟声就是不断在警示人类。但是，在上帝缺失的虚无主义世界，人类的受难似乎并不能将人类的罪恶除尽，将人类带入天堂。人类的受难已经毫无意义可言。
《丧钟为谁而鸣》讲述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荒诞故事。西班牙内战的起因源自于天主教会的腐败，“人民已跟教会疏远，因为教会和政府合而为一，而政府一直是腐败的”。（海明威1999:441）为此，激进的西班牙革命者发起反教权运动，摧毁大量的教堂，杀死大批的牧师。诚然，革命者的行为使得天主在“人间的身体”被彻底摧毁，但同时也破坏了那些真正的教徒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这其中就包括给游击队当向导的安塞尔莫老人。在这个革命与战争的动荡世界，教徒们的宗教信仰非但不能帮助他们摆脱人生的困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厄运。例如，敌方的一名骑兵佩戴着一枚圣心标志，以期望圣母能够保护自己免于枪弹的射击。而这个圣心标志戏剧性地成了乔丹瞄准的绝好参照。同样，青年游击队员华金虽然对共和国怀有强烈的热情，但还是割不断对天主教的信仰，在向圣母祷告的时候，竟然被 “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贝仑多中尉开枪打死。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荒诞世界，主人公乔丹和他的恋人玛丽娅都是受难者。玛丽亚跟天主教中圣女玛利亚的名字相同，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丰满的乳房像“两座小山丘”。这个纯洁的姑娘，象征着美丽的西班牙大地。但是在血雨腥风的西班牙内战中，她的父母被法西斯暴徒杀死，她自己也遭受了暴徒们的强奸和蹂躏。她的被强暴象征着自己的祖国 “纯洁的西班牙”的被蹂躏。虽然她跟乔丹的结合唤起了乔丹的使命感，但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乔丹的勇敢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在小说中，乔丹炸桥已经失去了意义，对战局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游击队上层也令他失望。乔丹是在炸桥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自觉承担起献身的责任的。但他的献身已经不是为了拯救世人，而仅仅是执行命令¾¾一份与游击队订立的契约。这无疑是失却信仰的现代人类的一次荒诞的献祭。
5．结论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少年时期的海明威与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海明威的创作。另一方面，由于“一战”的残酷经历，海明威放弃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甚至对基督教出言不逊：“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上帝，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读书。如果他必须会见一位作家的话，人们大概会选送一些作品节录和摘要让他看看。”（辛格1983： 14-15）这种对上帝的怀疑和否定使海明威在生活方面奉行实用主义宗教，例如为了与第二个女人结婚改信天主教。在哲学信仰方面，是存在主义的宗教观，将虚伪、孤独、痛苦和死亡作为他的作品要表现的主题。这种存在主义的宗教主题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命名、宗教话语和宗教意象等表面层次，而且更深层地表现在作品的人物和主题方面。可以说，海明威的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和他的所谓的“准则英雄”无不与它的存在主义宗教观连在一起。只有揭示出海明威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宗教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海明威的作品内涵。
注释：
[1]邹溱.近年国外海明威研究评述[J]，国外文学, 1995, (1)
[2]邹溱. 从海明威的传记看影响传记作品的若干因素[M], 观海登山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库尔特·辛格. 海明威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4] 卡洛斯·贝克. 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M],林基海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
[5] 杰弗里·迈耶斯. 海明威传[M],萧耀先译,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
[6] 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7]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译文出版社
[8] 史志康. 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31.
[9] 海明威. 太阳照样升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1] 尼采.快乐的科学[M]，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7
[12]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3]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杜,1985
[14]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本文原载《广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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