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建功和苏步青

陈建功(1893—1971)，浙江绍兴人，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到杭州，担任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离日前，他曾与校友——另一位中国留学生苏步青“有约在先，学成后，一起回故乡培养人才”。

陈建功(1893年9月8日-1971年4月1日)

苏步青(1902年9月23日-2003年3月17日)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1931年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按照预约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从苏步青到浙大的1931年开始，他们俩人便密切合作，首创了独具特色的“数学讨论班”。当时该讨论班称为“数学研究”，参加者是助教和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定期举行讨论和答辩，并规定:“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学生尽管其他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以此严格要求，培养年轻人的创造能力，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他俩立下宏志:“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的数学系。”1933年，陈建功主动将数学系主任的职位让给比他年轻而有才华的苏步青。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他们个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对待他们既定的目标、事业，却锲而不舍，克服重重困难，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战争年代，出色地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迁至离杭州120公里的浙西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陈建功将母亲和孩子安置在老家绍兴，自己和浙大师生一起西迁;苏步青也将妻子（日本人）和儿女送回平阳县的山村，随后赶到。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建德告急，浙大第二次搬迁，于1938月3中旬到达赣中吉安地区的泰和县。在泰和苏步青给他在老家的妻子寄去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三年海上不能忘，六载湖滨乐未央。
国破深悲非昔日，夷来莫认是同乡。
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
且住江南鱼米地，另求栖息费思量。

诗中表达了作者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对远离自己妻子儿女的思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当时的艰难环境。1938年夏，日军侵占江西省九江，战事激烈，浙大被迫再往西迁，此次迁往桂北的宜山县。浙大师生在宜山，不仅受到当地疟疾病的严重威胁，而且还遭到日机有目的的狂轰滥炸。然而条件无论多么恶劣，浙江大学始终没有放弃教学与科研。陈建功和苏步青时常带上讲义、饭盒、酒瓶，数小时地呆在防空洞里备课或写研究论文，上课和数学讨论班没有因为战时条件困难而停息。没有教室，他们就地利用山洞，搬来一块大石板当桌子，大家围着石桌而坐，讨论研究仍然十分热烈，那时，参加苏步青主持的微分几何讨论班的有：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参加陈建功主持的函数论讨论班的有：程民德、卢庆骏、项辅宸。苏步青还利用间隙，抓紧为他任主编的《中国数学会学报》组织稿件。

在宜山停留了不到一年半，1939年底，广西省会南宁失守，宜山形势危急，逼迫浙大师生作第四次大迁移，方向是到贵州北部的遵义。黔桂之间，山峦重叠，道路崎岖险阻，又正值隆冬季节，沿途冰凌雪松，师生们带着行李仪器长途跋涉，有时连个打地铺过夜的地方都没有，就这样历时月余，于1940年2月到达黔北重镇——遵义。在两年半时间内浙大共迁移四次，途经浙、赣、湘、粤、桂、黔等6省，行程2600多公里，陈建功和苏步青随着他们的学生，一起颠沛流离，共渡了许多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到达遵义后不久，数学系搬到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在那里居住了6年，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返回杭州。

陈建功在随学校西迁期间，妻子失散、父亲亡故、老家遭盗，一个年幼的孩子生病，因无钱医治而丧命。接二连三的灾祸，致使原本爱好音乐的陈教授，以后一听播放日本歌曲，便令家人把收音机关上，这场侵略战争，给他带来的国难家仇太深重了! 抗战爆发后不久，苏步青突然接到岳父病危，要他全家火速赴日见老人最后一面；同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他任教，且各种待遇从优。他慎重考虑之后，对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妻子被丈夫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决定和丈夫一起留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她先去了平阳乡下避难，1940年暑假被接到湄潭，一家人过着缺吃少穿的战时生活。由于营养不良，他们的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在抗日战争的8年期间，尽管陈建功和苏步青的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他们在任何环境下，对待自己的教学、科研，却从来不曾有半点马虎、松懈，总是充满了希望，一直向前!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研究水平，他们决定从1940年起招收研究生，程民德是陈建功的第一个研究生，苏步青的第一个研究生是吴祖基。这年9月，中国科学社发起在昆明召开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陈建功带着浙大师生的一批研究论文，自费长途跋涉在颠簸不平的滇黔公路上，翻山越岭赶赴昆明开会，成了从外省赶来参加这次联合年会的唯一数学家。在会议期间，大后方的数学工作者们倡议成立了新中国数学会，陈建功和苏步青二人都当选为新中国数学会的理事。

1939年，陈仲和、陈建功、苏步青、熊全治
（自左至右）摄于广西省宜山文庙前

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努力下，以他们二人为支柱，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在黔北的一个穷乡僻壤，奇迹般地诞生了。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兼任研究所所长。研究所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学生来源逐渐扩大，其中还招来了一名印度学生。当时在大都市重庆大学上二年级的曹锡华，经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教授李仲珩引荐，慕名转到地处山区条件异常艰苦的小县湄潭，当了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插班生，在县城的一座破旧的文庙里学习。刚到那里不久，数学系召开庆祝数学研究所成立大会，海报上竞公布出交流论文百余篇。这样多的研究成果，给曹锡华留下难忘的印象，深深地感染这位青年立志学好，将来为祖国的数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陈建功和苏步青不仅是严格要求、注重人才培养的好教师，而且是学科前沿的科研领头人。抗战8年，陈建功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这期间他在国内外发表10篇论文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得到了关于富里埃级数查罗绝对可和性的充分必要条件。由于这一成果超出了当时国际同行在这个分支上所获得的结果，加上已有的杰出贡献，西方数学史家在介绍中国现代数学家时，往往首先举出陈建功的名字。在国内，抗战期间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曾颁发过六届（1941-1947）国家学术奖励金，用以奖励最近三年内完成的科研成果，其中一等奖的要求是: “具有独创性或发明性，对于学术确系特殊贡献者列为第一等”，宁缺毋滥。陈建功获得了该奖第三届（1943年度）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他的学生卢庆骏获得该届三等奖，他早年的学生、当时任浙大教授的王福春获第三届三等奖，第六届（1946、1947年度）一等奖。

苏步青这期间在国内外杂志上至少发表了31篇论文，其主要贡献是用富有几何意义的构图，建立了一般射影曲线的基本理论，他因此获得了国家学术奖励金第二届（1942年度）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他的学生熊全治、张素诚、吴祖基也先后获得了第三届、第四届（1944年度）三等奖。在这六届奖励金中，自然科学类获一等奖的总共8人，其中有数学家4人，这4人中，3人属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类获三等奖的总共31人，其中有数学工作者7人，这7人中有5人是陈、苏二位的学生。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抗战期间，我国授予硕士学位的名单中，属数学学科的共4人，他们全部来自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这4位硕士学位获得者是: 吴祖基、程民德、魏德馨、项辅宸。

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1944年来中国时，曾两次到浙江大学参观。他对浙大师生在湄潭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开展的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风气之浓厚十分惊叹，他曾在考察报告中说:“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并把浙江大学称赞为“东方的剑桥”。抗日战争结束后，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的陈省身认为: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因此函请各著名大学推荐近三年内毕业的最优秀学生到数学研究所培训，当时被推荐者人数不少、他从中挑选出15名，其中7名是浙大毕业生。陈建功和苏步青在抗战8年中，培养了数十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20世纪中后期成了在中国各高校培养数学人才的栋梁。

来源：《中国数学会通讯》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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